华夏文明—少数民族|鲜卑的珠宝首饰(叁)

作者:诗普琳小助手来源:网络2017.10.22

华贵的项饰

   早期的鲜卑部族以狩猎和畜牧业为主,手工艺品多用兽骨制作。在内蒙古等地出土的东汉时期骨串珠,就是这一时期的饰品。同时期的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中,金耳饰与颈间的玛瑙珠是这一地区的装饰特点。这里的人们无论男女与贫富,都要或多或少的在脖子上戴着玛瑙珠,几颗、几十颗,或上百颗,依贫富而定。在此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女性墓中,女主人戴着一串由266颗磨制精细、质地上好的桔红色玛瑙珠串成的项链,其间还间隔六只金管,红黄相映,显得典雅富贵。另见有戴少量白色骨珠和红、黄色料珠的现象。同时不同种类的珠饰项链都为人们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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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鲜卑民族的发展壮大,首饰的制作多用金银,工艺也更加精细。在宁夏寨科乡李岔村出土的一件北魏时期的金项圈,用0.5毫米的金皮弯成“U”字形,它素面空心,两端又各卷成直径约0.3厘米的小圆环,以便穿连悬挂。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子乡出土的一件晋代金龙项链,整个龙身用金丝编缀,环环相套,盘曲自如。两个相同的龙头,用一龙头嘴含挂钩,一龙头嘴含衔环,为扣系项链之用。有趣的是,龙身上还有七件附加的装饰,分别为斧、剑、盾牌、戟等兵器和梳形坠,是当时“五兵佩”的一种。它结构复杂,做工精致,与乌克兰鄂尔基诺金链极为相似。1990年,在乌克兰赫尔松州鄂尔基诺公元前五世纪的斯基泰墓出土的一条金项链,也是用金丝编结,两端装有马头而非龙头,马口外各附金环,马颈后部也有一圈花纹带。其所缀的五枚坠饰虽不存,但安装它们的纽座与个别纽座脱落留下的孔洞都很清楚,说明这类工艺通过北方草原之路很早就传入我国。在新疆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出土的战国金链也是编织成的,只是两端已残,不知原来是否装有兽头,但链上保存着六枚以松石珠或白玉珠和金珠组成的缀饰。龙的形象,不仅在中原地区备受宠爱,在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中的匈奴、鲜卑也被视为最高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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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辽宁北票县房身村墓出土的一件新月形嵌玉金饰很特别。其用金片剪成新月形,中心一长方形框中嵌一片青色玉石,两侧刻有对凤纹。金片的两端各钻出四个圆孔,可以穿绳悬项为饰,是鲜卑慕容部的饰物。他们的金饰常以龙凤装饰,这件项饰制法少见而别致,很像商周时期中原流行的璜形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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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手镯与戒指

   鲜卑族女子喜爱戴手镯,在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群的女性墓葬中,最富有特点的就是铜质或银质的腕饰。这种扁宽近似环形的腕饰,有一节或多节。在一座墓葬中,发现最多的一组达十节,由细到粗,逐节套接,戴在腕部。可以发现,腕饰节数的多少与死者的地位、财富有关。一般节数多的,随葬品也很丰富。如一成年女性墓中,她的右腕有五节铜腕饰,左腕有四节。还见有女子两腕各有六节铜腕饰。此外还有筒形镯,这种镯饰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民族中十分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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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指中,早期常见的是素圈指环,之后各种不同风格的戒指相继被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不论是兽面金戒指、立羊金戒指或其它一些嵌宝石戒,相当多的都镶嵌着青金石、绿松石等蓝绿色的宝石。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中发现的一枚嵌有青金石的金戒指还是从中亚萨珊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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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灿烂的鲜卑腰饰

   鲜卑与匈奴一样,他们许多腰间饰牌是作为带扣使用的。拓拔鲜卑的早期铜牌,以飞马纹饰牌为代表。出于内蒙呼伦贝尔盟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年代约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鲜卑墓群,是拓跋鲜卑出山后留下的。这里出土了有鲜卑风格的铜带鐍,其中有飞马纹、马纹、鹿纹和羊纹等。而最有特色的带鐍当属饰有神马纹的,它们成对出现,两端各有圆孔,上面铸着凸起的飞马,它两翅上展,用力奔跑着。这种纹饰蕴涵着鲜卑族特有的传说。据说当鲜卑祖先带领部族从森林走向草原的过程中,曾迷路失去了方向,整个民族濒临灭亡。这时,有一匹外形像马、声音似牛的神马把拓跋鲜卑族带出了大鲜卑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神马纹带鐍也见于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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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鲜卑饰牌造型简练粗放而生气勃勃。在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吉布胡郎鲜卑古墓出土的“马狼相斗”、内蒙古博物馆藏的“虎纹金饰牌”等,内容较为凶猛,是鲜卑吸收了匈奴文化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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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的饰牌艺术以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墓群出土的铜牌为代表,图案有三鹿纹、双龙纹、两网格纹等,其中三鹿纹金饰牌是拓拔鲜卑的典型饰牌。如乌察盟右后旗井滩村与辽宁义县保安寺所出的“三鹿纹金牌”,内容虽相同,风格却迥然。后期以乌兰察布盟凉城小贝子滩鲜卑墓葬中出土的实物为代表,时代为西晋。其均以动物为图案纹样,用锤炼的技法制成,其中狼狐成群的形象是过去铜牌所没有见到过的。这时期构图非常简约和抽象化,如“人面形金饰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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